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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洲精神产生的环境条件及时代背景
作者:熊学忠??浏览:??字体: ??来源:杨善洲精神研究会
  杨善洲同志离我们远去了,但他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格却在中华大地广为传颂。杨善洲用自己一生的实践写下了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们为他平凡的事迹而感动,为他崇高的精神所震撼。

  精神是时代的产物。杨善洲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有他形成、发展和升华的过程。研究杨善洲精神,就要认真研究杨善洲精神产生和形成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教育环境……从理论的高度认识杨善洲精神的重大意义和现实意义,把杨善洲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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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 杨善洲的青少年时期与其世界观形成的特殊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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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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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尚俭朴、艰苦奋斗、勤劳朴实、忠诚敦厚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也是杨善洲精神中最基本的、最具有当代价值的内涵。探究杨善洲精神形成的时代背景 ,我们会发现他的成长离不开那个特殊的年代、离不开那块特殊的土壤。在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青少年时期都是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杨善洲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传统文化、早期教育及特殊的人生阅历都对其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 ? ? ?一、保山市施甸县姚关镇 —— 杨善洲成长的社会环境

  人是社会动物。因此,对人的观点、信念、道德等给予重要影响的,是周围的社会环境。所谓社会环境,是指由人类主体聚集、汇合后所形成的社会状况和条件。

  杨善洲,1927年1月出生于保山市施甸县姚关镇陡坡村大柳水一个偏僻的山村。施甸县位于云南省西部边陲,怒江东岸,保山南部,县城距保山市政府所在地60公里,距省会昆明654公里。行政上隶属于保山市。

  保山历史文化极为悠远深厚。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开疆拓土,在今保山坝东北的金鸡乡设县置吏,至公元69年,历史名郡—永昌郡宣告成立,中原文化在这里扎下根来。三国初期,诸葛亮南征,“攻心为上”,汉文化更是“随军南下”。明成化至宣统年间(15世纪末叶),保山出了个“布衣奇人”杨元,他满腹诗书,甘守清贫,开馆办学,培养出了一批拔尖人才。接着,名满天下的新都状元杨慎谪戍保山,保山更是魁星高照,文气大炽。此后,保山“决科登仕者代不乏人”,并有大量着述相继问世。到了近代,激烈震荡的政治风云为保山造就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着名人物: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辛亥革命永昌起义组织者杨振鸿、打响云南辛亥革命第一枪的腾越起义领导人张文光、号称“天南一枝笔”的李日垓、曾任北洋政府代总理的国民党元老李根源、着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着名爱国侨僧妙明法师、爱国侨领梁金山……。中原文化在两千多年前的输入,使这片祖国的西南疆土,有着古老而又深厚的文化底蕴。

  施甸历史悠久,距今约8000多年的“姚关人”,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谱写着灿烂的史前文化。

  万历十一年(1583),缅甸东吁王朝在统一全缅以后,不断发动侵袭中国云南边境的战争,蚕食中国领土。明神宗命令邓子龙率军三千驰援云南。邓子龙到达云南前线以后,积极进行防御作战,先后取得了姚关偃草坡、攀枝花、湾甸、耿马三尖山等战斗的胜利,并配合随后到达的刘部乘胜追击,长驱而入,攻下缅甸副都阿瓦。邓子龙在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在云南边境指挥了多次御缅战斗,使缅甸侵略者不敢越边境一步,为巩固边疆、建设国防作出了重要贡献。为纪念邓子龙在姚关筑关迎敌,戍边平叛,建镇姚城,留下了“五关”、“三桥”、“一泉三洞”、“一祠三亭”、“二寺二庙”作为纪念。如今成为旅游景点。位于距县城20公里的姚关镇乌龟山南侧的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平洞和恤忠词记碑”,还有邓子龙“磨剑亭”、“烹象处”、“看山亭”等亭碑,详细记录了这次边境保卫战的始末,纪念在战争中捐躯殉国的战士。杨善洲从小就把邓子龙将军当成心目中尊敬崇拜的大英雄。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攻占了我滇西畹町、芒市及龙陵后,于1942年5月5日到了怒江西岸的惠通桥边。千钧一发之际,中国远征军果断地炸毁了惠通桥,险峻的怒江阻挡了侵略日军的进攻,打破了日军想从保山进入昆明到达重庆的企图,从此中国军民与日本侵略军隔江对峙,直到1944年远征军发起反攻。在那战火纷飞、国破家亡的岁月中,施甸人民度过了艰难困苦的血泪岁月。为了远征军的全线大举反攻,施甸男女老幼挥铲抡锤修复滇缅公路七0七——惠通桥52公里,后被称为“妇孺公路”,新修白泥塘至军山头简易公路12公里,扩修施甸经姚关至酒房到打黑渡口毛路70公里,菖蒲塘至攀枝花渡口毛路60公里,修通沿江各渡口便道160多公里;协助中国远征军修筑战壕1.2万米,指挥工事120个,各类火力工事1300余个;在人背马驮支前队伍里,施甸人民抢先争重,在1942年5月——1944年10月,“军民合作站”先后在施甸征集支前民工140万人次,临时支前民工18万人次,征集支前骡马40万匹次,驮牛12.8万头次,临时支前骡马和驮牛13万匹次。在收复失地的枪林弹雨中,施甸优秀儿女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施甸人民碧血丹心的崇高品质。龙潞游击队的江东基地和大本营设在万兴乡的天王庙,当年有很多施甸人积极投身于游击队的后勤支援工作,有些人还加入了游击队并对敌作战。

  杨善洲生长在一个民风纯朴、团结友爱的社会环境里,深深影响着他的为人处世的方式。15岁的杨善洲就以民夫的身份投入了支援前线的民工队伍。在那硝烟横飞、生死难卜的艰难日子里,有时他被派去松山前线抬伤员或者运物资,一个40多岁叫刘贵的中年男人主动与他“搭伙”共同抬一副担架运伤员。既要穿越枪林弹雨的前线,还要跋山涉水,攀登高耸入云天的高黎贡山,穿行险峻崎岖的怒江峡谷,来回80多公里。这位中年农民每一次抬担架时,总把重的一头移向自己,有时遇到炮火的袭击,他干脆把运送的物品一个人背起来,嘱咐身边的这位少年赶快往安全的地方躲。这些让杨善洲非常感动,立誓要像刘贵那样,做一个对别人好无私助人的人。

  这样的社会环境对杨善洲的成长影响非常大,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影响着杨善洲的人生观,父老乡亲的纯朴善良影响着杨善洲的为人处世。邓子龙在姚关取得抗缅平叛胜利的爱国事迹,对杨善洲影响更大,成为他一生的榜样。滇西抗战时期,杨善洲参加支前担架队,经受了战火的磨难,更熏陶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所有这些为杨善洲为国为民、大公无私、乐于奉献的思想品质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 ? ? 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杨善洲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

  走在人生道路上,最先出现的是家庭教育。因为一个人人格的形成、基本的品行素养的养成是在家庭,尤其是在中国文明中,家庭的文化功能尤为重大。因为,这个文明的主导性价值学说即儒学,曾经把家庭这个最小的社会单位,当成了培植与操演仁爱之心的最初场所,从而就当做了体现全部社会价值的基点。《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正心先在家里做起,修身先在家里做起,平等也要先从家里做起,在家庭里如果都不能做到正心、修身、平等,那么在家庭外能做到吗?

  中国传统耕读之家的家教包括良好的文化教育和人品教育,人品教育尤其重要,《论语》、《孟子》都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做君子,如何选择最佳行为方式。而《老子》、《庄子》则是教人知晓人生道路的。

  从杨善洲青少年的成长过程看,杨善洲全家属当地一家地主用于管理山林的“押山户”,是“居无家,种无地”的最贫苦的山区农民。当他还没有长大成人时,父亲就过早地离世。他有姐弟6人,滇西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有4人死于因战争带来的霍乱灾难。亲人的猝然离去,将本来就贫困的家庭几乎逼入生存无望的绝境,母亲只能常到大亮山一带的深山老林去寻找野菜度日,以养活全家。杨善洲和幼小的妹妹随早年守寡的母亲艰难地苦熬着“饥一顿,饱一顿,吃了上顿愁下顿”的苦难岁月。面对霍乱灾难留下的两个照样面临生死存亡的兄妹,母亲只好将很小的杨善洲寄养给邻村一个姓马的妇女。马姓妇女心地非常善良,精心照料着杨善洲,将他的名字起名为“马桩”,意谓“要为杨家‘拴’住这最后一根苗”,并节衣缩食,将其送到附近的私塾去读书,先在大寨杨连槐老师那里读书,后来又到了大平地席文儒老师的学堂学习,前后共读了6年。读的是《三字经》、《千字文》、《论语》等书籍,因成绩好,老师有事就由他代教。后来因家境贫寒无力继续上学,回家务农。为了挣钱养家,母亲让他去学石匠手艺,勤快、厚道又肯吃苦的他很快便掌握了这门手艺,成为仅次于师傅的“二石匠”。因为人随和手艺又好,干活又卖力,他经常被人请去做石活。他从不计较报酬多少,碰到别人干石活,经常还会主动上前搭把手。学习石匠手艺并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石匠,人品、手艺都深得大家称道。担任地委书记后,这种热情、敦厚的秉性也不曾改变,并且影响了他的一生。

  杨善洲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礼义廉耻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头脑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儒家“仁、义、礼、智、信”和节俭、自强不息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杨善洲世界观形成的影响很深很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青少年时期所读的《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百家姓》、《论语》等书籍和他成长的姚关镇的人文历史、参加滇西抗战等社会环境中得到印证,也在他对党忠诚的政治品质,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勤俭节约优良作风中得到体现。

? ? ? ? 三、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杨善洲正确世界观形成的最初思想来源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二是家国一体。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在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里。在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里,社会生活秩序的构建和人际关系的调节主要靠伦理道德。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

  如儒家强调天人合一,要求人们顺应天意,强调“内圣外王”,即以“仁、义、礼、智、信”修养自己的身心,规范自己的行为,以达到一种理想的人格。传统文化的做人理念主张从完善个人做起,认为人们通过修身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直接与大道相感通,与神相感应。在中国,自古以来人们把道德修养看的极其重要。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在于人有道德,德是人的立世之本。《诗经》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大学》中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强调注重调整天人关系、人际关系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建立起圆容的、安定的、和谐的社会秩序。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德治与仁政也是以个人修养为前提的,立德和修身是摆在第一位的。修身是方式,立德是目的。立德修身是进行道德修养、完善人品操行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是达到崇高境界、具有博大仁爱胸怀的必由之路。孔子提出以慎独自省,强调道德修养中的克己自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强调有过必改,主张“过则勿惮改”、“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而改之”;孟子提出了内向修养理论,而不是向外找,要坚守自己的良知、本心,做人做事讲原则、讲正气,就能做到“充实而有光辉”,以达到至善的境界;朱熹又提出君子要有“正心、诚意”的端正态度。儒家有三省吾身、克己复礼的修身之道;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气节;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抱负,因此儒家讲可通过个人修身而成贤成圣。佛道讲的是出世,道家讲“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人要修真养性,返本归真,思想上淡泊名利,清心寡欲,才能做到静则生慧,最后修成真人;佛家讲佛法无边,慈悲普度众生,人通过佛法修炼可以成佛,得到善果,回归神圣庄严的天国世界。

  仁人君子顺天知命,安贫乐道,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全面,对别人宽容而简约。要求人们要替他人着想,善待、帮助他人。如老子提出“上善若水”,提倡遵道以行,率理而动,因势利导,合乎自然,虚静处下,海涵宽容;孔子提出“泛爱众”,认为应当不分远近亲疏地爱一切人;孟子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意思是说君子最高的德行就是偕同别人一道行善。儒家认为“天心存仁”,揭示了“人心不仁,天心不佑”的天地之理,要具有“仁者爱人”的博爱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历史使命感等。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很多人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君子每天都要省察自己的一言一行和起心动念是否符合天理,勿因迷失自己而堕落。因此,先贤们认为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找回人们迷失的善良本性。做人要诚实守信、正直善良、谦虚忍让,因此,要倡导多读圣贤书,修去个人私欲和一切不正的因素。每个人都有善恶两种因素,抑恶扬善就要严以律己,绝不能随波逐流。通过教化,善性是完全可以回归的。因此,君子的责任就在于帮助、唤醒人们找回良知本性,使他们回到正道上来。

  通过这样修养达到儒家所勾画的理想人格,即“君子”和“圣贤”,君子重在个人品德,圣贤则道德功业并重,他们代表了不同的人格层次,为历代士人所追求。在这二者当中,君子的品格更具实际意义。

  儒家理想人格经过历代人民的践行和陶冶,已深深积淀于中华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在儒家理想人格的影响和熏陶下,先后出现了董仲舒、范仲淹、朱熹、王夫之等众多好学深思、忧国忧民的思想家,涌现了王安石、顾炎武、康有为、谭嗣同等具有深重历史责任感和革故鼎新精神的政治家,造就了包拯、海瑞、于谦等一批批公正廉洁、刚直不阿的清官。在上述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思想的熏陶下,杨善洲的成长历程凸显出清正廉洁、刚直不阿等儒家思想及其理想人格。综合起来,杨善洲精神中的这种儒家的理想人格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 ? ?(一)“诚信知报”

  “诚”就是真实无妄,诚于自己的本性,待人诚恳。“信”就是言行相符,言必果,说到做到,遵守诺言,守信用、讲信誉。“知报”就是知恩必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因此,在中国人眼里,恩将仇报,忘恩负义的人都是被谴责的对象,《东郭先生与狼》、《农夫与凉僵的蛇》都是这种寓言。

  有人问过杨善洲:“为什么你一辈子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不变,再怎么艰苦困难都一如既往?”杨善洲平静地回答:“为了报恩。”

  杨善洲万万没曾想到,解放后村里搞土改,他这个没有一分田地佃农之家,竟分得了10多亩地,从此一家人可以在自己的田地上种庄稼了。滇西抗战,他参加了担架队。年纪小,身体瘦弱,听到枪炮声就怕,可是命令不敢不遵守,加上常常吃不饱,时时处于半饥饿状态,担惊受怕、饥寒交迫。和杨善洲一起参加担架队的有一位是他家对面山上姓汤的,对杨善洲非常好,叫杨善洲跟着他,和他抬一副担架,上坡时,他叫杨善洲在前,他在后;下坡时,他叫杨善洲在后,他在前。这样,重量都集中在他身上,杨善洲抬着轻松多了,走得也很稳,他却是汗如雨下,磨烂了草鞋磨烂了脚趾,在山路上留下斑斑血迹。这件事一直装在他心里,“一心想着别人”的父老乡亲给予他的真情,他一辈子忘不了。

  地处施甸县南边海拔2619米的大亮山,是杨善洲家乡最高的山。他12岁时父亲病逝,和守寡的母亲艰难度日,母亲常常带他到山上挖野菜、草药,拿到集市上卖。是大亮山养活了他一家。在日后风风雨雨的岁月里,杨善洲亲眼看到曾经长满大树的大亮山,一点点变秃变荒,乱砍滥伐,曾成为一个时代的隐痛。他不止一次向身边的人诉说:“都是在我们手上破坏的,一山一山都砍光了,多可惜!我们要还债!要还给下一代人一片森林、一片绿洲!”从不为家人办事、不为家乡办事的杨善洲,对家乡的人说:“退休后,我会给家乡办一两件事的!”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说过的话就要兑现,我要回大亮山种树去!”“这一切,是共产党给的,我要为党做事。”他走出家门,成为一名中共党员,懂得了共产党的理想与信仰,认下一条道,这一辈子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先人后己、为人谋利益的君子之风、君子之德。都源自他对党无比忠诚、一心想着群众;源自他始终以感恩之心回报党、以赤诚之心对待群众,始终如一地践行“诚信知报”的君子风范。。

? ? ? (二)“克已奉公”“尚廉奉公”

  克已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奉公就是服从于整体,即执政者必须以为社会和民众谋福利作为自己行为的出发点和目的,一切政治行为都必须为公,而不为私,更不能以私利危害公义,“以私害公,非忠也”(《左传·文公六年》)。只有为公去私,严于律己,才能做到政治清明,获得民众的拥戴,令行禁止。克己奉公并非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其本质是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在儒家道德体系里,廉洁奉公、严于律己是君子尤其是执政者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要求。孔子主张为政者要“正己正人”,“以身作则”,为民众作出表率。他指出:“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孔子把“政”解释为“正”即处事公正、行为端正。事实上,在儒家那里,“正”的涵义颇为宽泛,它包括正义、公正、廉政等等,对于个体而言,就是要“克己奉公”。所谓“廉洁”,就是不以权谋私,它不仅是儒家最重视的官吏德行,也是儒家十分强调的重要政治道德。在中国传统社会,“礼、义、廉、耻”被视为“国之四维”,即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四大精神支柱。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道出了克已奉公的精神境界。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克已奉公的典型。杨善洲就是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儒家君子“尚廉奉公”、“严于律己”的道德要求。杨善洲公私分明,他在公与私之间划定了楚河汉界。从政数十年,杨善洲从未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取任何私利,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特权,即使是6.5元的伙食费,他都坚持自己付账。他在位期间,回家看望父母不坐专车,而是自己买长途客车票到县城,往下的路当时不通车,他就徒步走回到大柳水村。他的理由很简单:“回家是私事,不能用公车!”杨善洲甚至不近“情理”地不让家人搭乘自己的公车,杨善洲的三女儿杨慧琴至今记得自己当初在保山上学,无论机会多么难得,也从来没有和同在保山当书记的爸爸一起回过家,“他不让我和他一起坐车,要求我坐公交车回去,不允许坐公车。”……杨善洲对于“公”与“私”的清晰划分,恰恰体现了儒家“尚廉奉公”、“严于律己”的君子风范。

? ? ? (三)“ 勤俭谦正”、“修身立德”

  即勤劳节俭、谦明正直。对于普通平民来说,主要是勤劳节俭,不要奢侈浪费。对于为官者来说,更强调廉洁、正直。如北宋的包拯、明朝的海端,为官清正廉明,执法严峻、不避权贵、不特循私情。包拯信奉“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的信条。明朝于谦信奉“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百姓说长短”的信条。在儒家的道德修养理论中,“俭”德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对于“士”来说,“俭”是一种精神境界,是一种必备的素质;对于普通人来说,“俭”是值得称道和发扬的美德,是持家和立身的重要依据。孔子不仅把“俭”与“温、良、恭、让”一同列为君子的基本道德准则,更将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践行于日常生活之中。杨善洲对于“奢”与“俭”的理性选择,实际上就是儒家“修身立德”、“ 勤俭谦正”之君子品格的体现。杨善洲同志一生艰苦创业,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朴素本色,他常对家人说,“过日子,吃处有个锅,睡处有个窝就行”。在担任领导干部的30余年中,杨善洲经常头戴草帽,穿双草鞋,随身带着锄头、镰刀、嫁接刀等各种农具,帮助农民插秧、收稻、锄草,故而被人们亲切地称作 “草帽书记”。他在担任地、县领导时,依然居住在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一张木桌、一张板床、一床棕垫,就是他的全部生活用品;依然身穿一套泛白的兰布中山装,夏天草鞋,冬天胶鞋,甚至在检查工作时被乡里的秘书误认为是普通农民。杨善洲逝世之后,在大亮山林场的遗物就只一床棉被、一件单衣、一双布鞋和一个用洗衣粉袋子装着的几件随身物品……事实上,杨善洲并非一味的“抠门”和“节俭”,他也有“大气”和“奢侈”的时候:2009年底,保山市委、市政府为杨善洲颁发特别贡献奖,并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杨善洲将其中的10万元捐给了保山一中,6万元捐给了林场和附近的村子搞建设,只留给妻子4万元做养老费;临终前,杨善洲将价值3亿余元的大亮山林场无偿交还给国家。在杨善洲那里,他对自己、对亲人的“俭”和对国家、对困难群众的“奢”,体现的恰恰是儒家博施济众的仁德之心和俭以养德的君子品格。

? ? ? ?(四)“仁爱孝悌”

  仁爱就是对人有同情心,关心他人,处处为他人着想。孝悌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子恭,就是孝心献给父母,兄弟朋友亲如手足。这种美德不仅在家庭内适用,也适用于社会大家庭。杨善洲母亲早年守寡,他是母亲的孝子。每年,他都会花钱从保山买一包补药,煨给母亲吃几天。地委的人都知道,只要书记老家来信说是母亲病了,他一定回去。母亲89岁那年,他回去探望,原打算第二天就走,看到老人家病重在身,便留下来,日夜侍奉,整整住了9天。这是他离家几十年中,回来住得最长的一次。老母亲是在他的怀里去世的,他抱着母亲的头失声痛哭:“娘,不是儿子心肠硬,只因为您儿子是人民的干部!”他疼爱妻子,每次回家,哪怕住一晚,他都会下地,把能做的农活做了,把家里的水缸挑满了。逢年过节,总记得扯几尺女人家喜欢的花布。他23岁娶了她,那会儿穷,没给她点什么物件。他出门了,可这事一直没忘。直到1997年,他省吃俭用攒下500块钱,塞到她手上:“替我给你买个戒指吧。”他是慈祥的父亲,3个女儿都是他给起的名——惠菊、惠兰、惠琴,爱树爱花的父亲,把女儿们在自己心里种成了三棵美丽的花。每次回家,他都会从粗大的手掌里给娃娃们变出几块糖,几个果子,然后拉着她们的小手一块下地干活。惠兰总忘不了,有一次爹爹给她梳头,扎的两根小辫子就像两只小牛角。在杨善洲住院的最后几十天里,一直陪伴着他的除了家人,还有两位特殊的“亲人”:一位是大亮山林场原场长自学洪,一位是他以前的秘书苏加祥。“如果不是老书记,我一定不可能坚持在大亮山干这么多年。”自学洪坦诚地说,“十多年的交往,他拿我当家人一样,我觉得有义务陪他走到最后,这也是全体林场人的共同心愿。”受到过杨善洲关心的同事太多了:他自己住油毛毡房,把砖瓦房让给新来的技术员;他把工资偷偷拿出来安排炊事员为大家改善伙食,自己却吃粗茶淡饭;他不肯为自己的家人农转非,却主动为家在农村的科技干部家属转了城镇户口……没有人知道,84载春秋中,杨善洲帮助过多少普通的老百姓。我们只是听医护人员说,在他生病住院期间,每天总有老百姓挤满了病房,只为了问候一声、看他一眼;我们只是听当地百姓说,在他去世的那天,人们的哭声撼动了保山城。杨善洲对父母子女的爱,对同事群衆的爱,对国家的爱,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仁爱孝悌”。

? ? ? (五)“ 修已慎独”

  修已就是自我修身,加强修养和自觉性,加强自我修养最关键的是“慎独”。所谓慎独就是在自我独处时要严于律已,有高度的自觉性,战胜自已。慎独不仅表现出一个人的修养,也同样反映出一个人的战胜自我的能力。只有能够战胜自已的人,才能无敌于天下。1975年湖北睡虎地11号汉墓出土的秦简中有《为吏之道》一文,此文的开篇首句就是“欲赦其身,止欲去恶”。意思是作为官吏,首先要尊循的原则是严格管好自已,克制自已的欲望,去除自已身上的恶习。实际上这就是加强自身修养的首要原则。在孔子看来,君子应当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上的不断完善,因此,他认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也是君子的出发点和归宿地。由此,儒家在获取物质钱财上倡导“见得思义”(《论语·季氏》)或者“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的原则。孟子进一步阐释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 在儒家“义以为尚”思想的浸染之下,中国人即使处在清贫的生活状态之中,依然能够保持对道义原则的恪守,做到胸怀旷达、仁者无忧。杨善洲,一生清贫却内心充实、精神超迈,两袖清风却矢志不移、乐在其中。杨善洲在物质上是匮乏的,但精神上却是富裕的。相比于那些追求奢侈糜烂生活但精神贫乏的人来说,杨善洲是富裕而充实的,因为他有着充实的精神财富,有着高尚的道德情操。杨善洲确实很“穷”,他一生几乎没有什么积蓄,有一次家里住房漏雨,妻子张玉珍专程找他拿钱,他掏出了身上仅有的30元钱;家里借钱修房,在还债时,杨善洲东拼西凑才拿出了9600元。“你一辈子就攒了这么点钱?”他穷得连相濡以沫的老伴都难以相信。可杨善洲又很“富”。有人替杨善洲算过一笔账:他所承包的大亮山林场占地5.6万亩,活立木蓄积量价值超过3亿元。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09年4月,杨善洲把自己用22年时间辛苦创办的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施甸县林业局,不仅为后人留下了长远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为人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和道德存款。杨善洲用钱“散”是出了名的。走到哪里,看到困难的人家缺衣少被,遇上哪个群众买种子、买牲口少钱,他就从自己兜里往外掏。有人劝他不必,他说:“我是这里的书记,老百姓有困难,我能看着不管吗?”

  他常年住在办公室旁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一张木桌,一张木板床,床上一个棕垫子和一张草席;穿的总是一身退了色的蓝布中山装,夏天草鞋,冬天胶鞋;喜欢抽烟,还舍不得抽纸烟,天天一包切好的叶子烟、一叠写过字的卷烟纸、一支烟斗带在身边。他走到哪里,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大干部,曾经闹出几次去宾馆开会被服务员挡在门外的笑话。

  杨善洲对于“穷”与“富”的坦然面对,充分体现了儒家“义以为尚”、“安贫乐道”、“ 修已慎独”的价值取向和儒者胸怀旷达、仁者不忧的人生智慧。

? ? ? ?(六)“笃实宽厚”

  笃实:忠诚老实。宽厚:待人宽宏大量。笃实宽厚是在为人处事方面的道德品质。它要求人们尊重客观事实,襟怀坦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反对言行不一,说了不算的欺骗行为。1965年的一天,一个头戴竹叶帽、脚穿草鞋的中年人出现在施甸县某人民公社,打听公社领导在哪里。接待的同志一看来了个老农,而领导正准备接待县委书记,就随口打发说领导不在。来人一听没作声,转身就去村子里面转悠了。过了约定好的时间,公社领导仍然没见到县委书记,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是接待员把县委书记当成老农给打发走了。这位县委书记就是杨善洲。1980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到保山考察。总书记提前抵达,地委机关的同志迅速到板桥公社去通知地委书记杨善洲,到了公社才发现,他正在田里头和农民一起忙活,裤腿挽到了膝盖上,猫着腰只顾忙碌,听到工作人员的喊声,他才回过神来,赶紧拔腿往回跑。“杨书记是换了衣服才去见胡耀邦总书记的,可他和农民一起忙活的事还是传到了总书记的耳朵里。总书记感叹说,像杨善洲这么朴实的地委书记还真不多见。”曾任秘书祝正光说。“老书记12岁失去父亲,陪着母亲艰难度日,从小就深深地体味到身为一个农民的诸多难处。因此他处处从农民的角度去理解农民,从农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样‘为民’,并从农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样‘为官’,这使他与父老乡亲始终保持着一种水乳交融的紧密联系。”在杨善洲身边工作过8年的保山日报记者苏加祥这样解读这位“农民式”的地委书记。

? ? ? ?(七)“勇毅力行”

  勇毅就是做事有胆量、有勇气、有毅力、不怕困难、不怕危险。宋代欧阳修说:“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力行”就是身体力行,为了有价值的目的大胆实战,最终成圣成仁。德国着名诗人歌德十分推崇通毅力行,他说“你若失去了财产——你只失去了一点儿,你若失去了荣誉—你就丢掉了许多,你若失掉了勇敢——你就把一切都丢掉了。”照此推理,你若拥有勇毅力行的品质,你就会拥有一切。人们都说,越穷的地方越能看到杨善洲,越险的地方越能看到杨善洲,他这辈子一直“不要命地在做事”,龙陵镇安地震灾区、腾冲蒲川河泛滥抢险、昌宁金华乡水灾现场……他都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因为杨善洲相信,只有这样干工作,群众才能信任你,群众才会拥护你。施甸县委办主任孙中惠记得,当时县委在甸阳镇罗街建起了40亩的样板田,引进了“稻麦杂交”和“西南175”两个高产品种。由于试验田靠近城郊的大路边,从栽插一直到收割都饭给农民吃。群众直接感受到这两个新品种在产量、口感上的优越性。通过典型示范,群众打消了疑虑,之后的几年,在保场、董家村、迎将村这两个品种推广种植达上万亩。“这件事深深教育和影响了我后来的工作方法,就是做群众工作首先要赢得民心,要用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事例来教育和影响群众,千万不能乱干硬上、违背民意。几十年来我照着杨书记的这种工作方法去指导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孙中惠说。杨善洲在1975年1月的工作笔记里这样写道:“凡是农田建设上得快的单位,都有一条重要经验:领导上前线,亲自带着干。这是最有效的指挥。正如有的干部说:‘一天讲得磨破嘴,不如自己流汗水’、‘喊哑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这个体会很实在。不然的话,指标再先进,口号再好听,领导不下去,也是老和尚念经,自己念给自己听,群众是不感兴趣的。杨善洲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勇毅力行”

? ? ? ?(八)见利思义

  关于“义”,在中国古代有不同的理解,从大处说,“义”是指一切正义的事业;从小处说,是指所有公正、合理而应该做的事情,有时也指义气。所谓利,就是利益、好处、经济效益。关于义和利的关系,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对此问题的说法也不尽一致。总的来看,先义后利,见利思义是传统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和合理内核。提倡“舍身取义”,反对“见利忘义”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几千年来,中国士大夫阶层带着对故土眷恋不舍的深厚感情,退休回乡,利用自身的文化、身份和实际行动,在乡村救济扶贫、修建学堂、道路和桥梁,以及维护乡村秩序等等。这些退休官员把国家和乡村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既能使自身晚年老有所用,又能为社稷分担解忧。杨善洲同志在退休之后的22年里,主动放弃了进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扎根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一干就是22年,且将建成5.6万亩面积,价值3亿余元的林场,无偿上缴给国家。体现了儒家积极的人生态度。

  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嘉行懿德被广为传颂,从特定意义上说,我国一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就是一部气节与信念写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节义列传。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先知先觉的诸葛亮;忧国忧民的范仲淹;精忠报国的岳飞……可谓不胜枚举。这些人是民族的脊梁,他们超越了个人得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或为民请命;或精忠报国,他们的道德践行建树了“博施于民而济众”的功业。他们的浩然正气,彪炳史册,光照千秋。正是这样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理想追求,推动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征服千难万险,越过漫漫历史长河走到今天。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中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及道统意识,深深影响着包括杨善洲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杨善洲精神正是在保山这样一块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沃土中萌生、发长、成熟的。

  杨善洲参加工作之后,被选送到中共四川省委工农干部学校的中级部初中班学习。在此期间,他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着作,初步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此后又多次到各级党校参加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学习,这些学习帮助他进一步确立正确世界观,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养成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乐于奉献的精神。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传统的伦理道德以及坚定的理想信念,伴随着杨善洲走过了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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